从公安局到检察院，到法院，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能秉公执法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错案



时隔一月，刘翠珍依然沉浸在“重获自由”的激动与兴奋之中。

“啥也没干，就是在家待着，和家人说话⋯⋯两年没在家了⋯⋯高兴！”1月8日，刘翠珍“语无伦次”地向《瞭望东方周刊》介绍自己的近况。

刘翠珍是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庄磨镇庄磨村人。七年前，刘翠珍的前夫中毒身亡，刘翠珍被当成“凶手”错捕错判。2008年1月18日，因向有关部门讨领“国家赔偿”，刘翠珍再次被拘捕。（本刊曾以《山西奇案风波再起》为题做过报道）

如今，此案有了最新进展。2009年12月10日，长治市人民检察院作出《不起诉决定书》，决定对刘翠珍不起诉。2009年12月12日，刘翠珍被长治市看守所释放。

重获自由

2009年12月12日晚上，正在长治市看守所监舍里捏纸花的刘翠珍，突然接到看守所干警的通知：“收拾东西吧，准备离开。”

刘翠珍心里一愣，马上脱下号服，抱着被子和生活用品出了监舍。这时，她意外地发现弟弟刘文进和六舅正等在那里。

“姐，回家吧。”刘文进接过刘翠珍手里的东西说，两天前，长治市检察院作出《不起诉决定书》，她没事了，可以回家了。

办完手续已是晚上9点多钟，刘翠珍和弟弟刘文进、六舅在长治找了个招待所住下。

是夜，三人无眠。弟弟和六舅关切地询问刘翠珍在看守所里的生活情况，刘翠珍则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，一直在那里“哦哦”地回应着。

第二天，他们坐车到太原，第三天下午回到位于忻州市忻府区庄磨镇庄磨村的家。

听到摩托车声，儿子和女儿都飞跑出来，老父、老母则喜极而泣，浊泪纵横。

刘翠珍回忆，回到家的当晚，一家人都没有睡，陪着刘翠珍说话。两个孩子也毫无睡意，依在刘翠珍的怀里问这问那，还争着向刘翠珍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。

刘翠珍告诉本刊记者，回家的这段日子，她哪儿都没去，一直待在家里，做做家务，给孩子洗洗衣服，“几年来，他们一直为我担惊受怕，我欠他们太多了。”

7年错案

“一错再错，以错掩错，刘翠珍案是一部令人震惊的司法传奇。”刘翠珍的法律援助律师陈雪平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

刘翠珍的不幸，是从7年前开始的。

2003年4月30日早晨7时许，刘翠珍的前夫在刘翠珍母亲家中毒身亡。同年5月30日，刘翠珍被公安机关以“涉嫌故意杀人罪”拘捕。

2004年，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两次庭审，分别判处刘翠珍死缓和死刑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2005年6月，案件出现了转机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“原判违法取证，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”为由，再次发回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。2005年7月29日，忻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。同年8月2日，刘翠珍被释放。

此后，一切似乎风平浪静。然而，两年后的2008年1月，刘翠珍案风波再起。

2008年1月18日，在刘翠珍向忻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索领“国家赔偿金”两天后，刘翠珍被忻府区公安局闪电逮捕。

2008年4月11日，忻府区公安局以“我局经侦查，该案证据有了一定的变化”为由，向忻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。

“其实没有任何新的可以证明刘翠珍有罪的证据！”刘翠珍的法律援助律师陈雪平告诉本刊记者，“并且，此案已经被两次退回补充侦查，忻府区公安局因此已经失去对此案的侦查权，其后进行的任何侦查都是非法的。”

2008年10月，此案作出判决，刘翠珍“因犯故意杀人罪”，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

陈雪平告诉本刊记者，在此期间，案件在忻州市、忻府区两级检察院和法院之间被推来推去，甚至发生了下级检察院任命上级检察院工作人员、检察院不愿接受法院送达书的怪现象，“他们都知道案件有问题，都不想为此承担责任。”

与此同时，刘翠珍案也引起了山西省人大的关注。2008年10月31日，山西省人大信访局局长王联英在刘翠珍的《控告书》上批示：如此咄咄怪事，怎能在检察机关上演？之后，此案被移送山西省长治市审理。

2009年12月10日，长治市人民检察院作出《不起诉决定书》，认为忻府区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符合起诉条件，“决定对刘翠珍不起诉”。

“生不如死”

“这一次刘翠珍总共被关押694天。”1月8日，刘翠珍的法律援助律师陈雪平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

陈雪平介绍，2008年1月18日刘翠珍被忻府区公安局拘捕后，先是被关押在原平市看守所，后来转至忻府区看守所。2009年11月27日，刘翠珍又被转到长治市看守所继续关押，直到释放。

提起在看守所的经历，刘翠珍低下了头，喃喃地说出四个字：“生不如死。”

刘翠珍说，在他们女子号里，“什么样的人都有”，有杀人的，抢劫的，盗窃的，诈骗的，或是卖淫的，有的还是官员，因为贪污进来的。

她们每天的早晚饭都是一个馒头、一碗玉米面糊，午饭是水煮土豆、一个馒头。只有偶尔改善生活时，才能吃上一个包子、一个鸡蛋或一袋牛奶。

在里面不仅要按时吃饭、睡觉，还要干活。2009年5月开始，她们被要求组装彩灯。每天早上七点多开始，一直干到晚上九点，中间有短暂的吃饭和休息时间。

刘翠珍说，云南“躲猫猫”事件发生以后，看守所加强了监管，秩序好了许多。

“里面生活条件虽然不好，但这都不是主要的。”刘翠珍说，条件再苦她都不怕，主要是她心理上太痛苦，“感觉自己太冤屈。”

刘翠珍说，在看守所期间，她曾经绝望过，但她不甘心，她不能背着冤屈离开人世，更不能让家人因此受辱，“惟一让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想还自己一个清白！”

谁来负责？

刘翠珍告诉本刊记者，虽然自己目前“重获自由”，但这七年错案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阴影，却依旧笼罩在心头。

刘翠珍说，自己作为无辜者，被两次错捕错判，共计关押1494天，其间还受到非法拘禁和刑讯逼供。自己的母亲岳改梅也因此被关押58天，也受到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，“满身是伤。”

自己的父亲和弟弟，因为此案，一直在奔波努力，为此，父亲积劳成疾，弟弟无法外出打工赚钱，至今未婚。刘翠珍还说，因为蒙冤被关，几年来，她无法照顾和教育自己的儿女⋯⋯

陈雪平表示，从公安局到检察院，到法院，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能秉公执法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错案，“可惜，他们一错再错”。

刘翠珍也向本刊记者表示，在没有查清事实之前，公安机关第一次抓自己，她还能够理解，但第二次再抓她，她就不能接受了：“我恨他们，要不是他们，我就不会蒙受这么多的冤屈！”

刘翠珍的法律援助律师陈雪平认为，刘翠珍错捕错判案的发生，暴露了几方面的法律问题：首先，责任追究制度有问题。发现是错案后，相关单位不仅没有及时纠正，而是“以错掩错”，导致错案继续发展；其次，法律监督严重缺失，都知道有问题，就是没人管，“如果相关监督部门及时介入，何致如此？”

陈雪平还表示，《国家赔偿法》的不完善也是刘翠珍案发生的一个诱因。虽然“国家赔偿决定书”规定相关部门要及时给予赔偿，却没有说不赔怎么处理，“责任追究，无法可依。”

2009年12月17日，刘翠珍和母亲岳改梅向忻州市人民检察院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忻府区公安局、忻府区人民检察院、忻府区人民法院递交《司法赔偿申请书》，要求上述机关赔偿刘翠珍被侵犯人身自由1494天赔偿金179280元，赔偿岳改梅被侵犯人身自由58天6960元，合计186240元。另外，“忻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此事情负有最主要的责任，而且性质极为恶劣，给赔偿请求人刘翠珍造成了特别巨大的精神伤害”，特要求忻州市人民检察院增加1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。

刘翠珍说，还应该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，作为国家执法人员，他们没有依法办案，才造成她和家人的巨大痛苦，“应该让他们也来（看守所）尝尝这种痛苦。”